12月19日，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泳在年度工作報告中提到了推廣“首爾-北京高速鐵路”的計劃。
鄭東泳稱，通過與中國及國際組織的合作，計劃建設一條連接釜山、首爾、平壤和北京的高速鐵路，同步推動朝鮮鐵路現代化，明年的初步任務是聯合研究韓中鐵路連接的技術標準，并積極推動朝鮮參與。
鄭東泳表示，該計劃已提交給總統李在明。
朝鮮半島在日本殖民時期是有一條南北縱貫鐵路的，叫“京義線”，也就是首爾（京）到新義州（新）的一條鐵路，全長約500公里。
文在寅時期，韓朝之間曾就重新修復首爾到平壤之間的京義線鐵路達成協議，但由于美國因素，該計劃擱淺。
2024年10月15日，朝鮮宣布炸毀聯通半島的“京義線”和“東海線”鐵路，以展示與韓國老死不相往來的決心。
李在明政府試圖以“幫助朝鮮修復鐵路系統”為切入點推動南北關系發展，存在這樣幾點制約因素：
1. 朝鮮已把朝韓關系定位為敵對關系，雙方嚴重缺乏政治互信，而新建跨境鐵路的前提是兩國關系友好，有貿易與人員往來需求，所以韓國首先得思考如何重啟半島談判。
2. 既然叫“首爾-北京高速鐵路”，自然少不了中國的參與，韓國專家認為，李在明政府希望中國協助說服朝鮮恢復對話，并協調“中-朝-韓”三邊合作框架，若中國未實質性參與，項目將缺乏政治基礎。
3. 李在明需要吸取文在寅政府的教訓，努力提升韓國自主外交能力，規避美國因素的阻礙。
4. 理論上講，修建過境朝鮮鐵路需要先解除對朝制裁，否則大多數議題都無法推進，聯合國對朝制裁措施中包括禁止進口建筑機械、禁止出口礦產資源等，而這些都是鐵路建設項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韓國專家表示，“首爾-北京高速鐵路”從東北亞區域合作視角看大有裨益，技術上也是可行的，東南亞地區正在修建中老-中泰鐵路、中越標準軌鐵路等項目，韓國不應無所作為。
說來有趣，韓國實際上是個“島國”，因為它唯一的鄰國把邊境線完全封死了，韓國擁有陸權國家常見的地緣政治煩惱，卻沒有獲得陸地聯通的任何便利。
韓國統一部之所以將“鐵路建設”作為對朝工作突破口，自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根據韓方公布的資料，朝鮮鐵路總長約5226公里，70%建于日本殖民時期，承擔了國內90%的貨運運輸。
然而如此重要的基礎設施卻嚴重破敗，朝鮮鐵路中，98%的里程為非電氣化線路，大多數通信和信號系統為半自動，軌道磨損嚴重，出軌風險很高。
朝鮮鐵路列車的平均速度非常慢，客運時速為20至50公里，貨運時速約30至40公里，重載貨物運輸時速僅17公里，且經常因停電導致運行中斷。
韓國統一部的一位局長表示：“朝鮮近些年引進了來自前蘇聯、中國和波蘭的閑置貨車，其實我們也可以考慮支持朝鮮一些閑置貨車。”
不難體會，因朝鮮迫切希望升級其老舊的鐵路系統，所以韓國便遞上橄欖枝，希望以此打開雙方合作之門。
除了響應朝鮮升級基礎設施的訴求外，韓國提出“首爾-北京高速鐵路”計劃其實也是在向中國示好。
長期以來，中國都希望用一種“中心放射型”的基礎設施網將周邊國家連接起來，實現貨物與人員互通。
韓國作為中國周邊少有的發達國家，如果能夠用高速鐵路實現連通，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例如：沈陽到哈爾濱的距離跟到首爾距離差不多，通車后兩個半小時即可到達，這對于承接韓國企業產業轉移、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有很大促進作用。
韓國交通部長金賢美表示：“朝鮮半島爭取和平與共同經濟繁榮的運動已經開始。為了取得切實成果，關鍵是發展朝鮮的交通基礎設施，并將其與韓國連接起來，這是實現共同繁榮的關鍵。”
韓國鐵道公司社長吳英植稱：“對于鐵路接通和列車運營，應通過南北協商組建聯合小組，首先開展實質性調查。我們將設定短期、中期和長期任務，不斷收集朝鮮的需求，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跟中國一樣，對于自身高鐵技術非常自豪，也十分熱衷于推廣高鐵建設。
12月22日，韓國政府宣布已完成最高時速達370公里（商業運營標準）的新一代高速列車核心技術開發，計劃明年開始制造車輛，2030年試運行。
根據韓方說法，新一代高鐵將成為繼中國時速400公里高鐵之后，世界上第二快的高速列車，屆時首爾至釜山2小時30分鐘的運行時間將縮短至1小時53分鐘，韓國國內主要城市間的通勤時長也將壓縮至1小時左右。
韓國媒體列出的全球高速列車商業運營時速排名：
排名第一的是中國投入試運行的CR450——自2024年樣車下線以來，CR450一直在進行測試，需在各項指標合格的前提下跑滿60萬公里才能載客運營。
排名第二的是韓國EMU-370，雖然車還沒開始造，但韓媒已迫不及待地將其放到榜單上。
韓國鐵道技術研究院專家表示：“除中國外，其他國家也正在開展技術研發，但速度比我們慢，我們在技術競爭力上占據優勢。”
歐洲有個笑話，叫“瑞典將戰斗到最后一個芬蘭人為止”。
這個笑話有兩層含義：其一是瑞典在歷史上曾統治芬蘭，招募了大量芬蘭士兵去替瑞典戰斗；其二則是形容瑞典和芬蘭面對俄國時的地緣困境。
芬蘭跟俄國陸地相連，直面威脅，瑞典則躲在芬蘭身后。
瑞典可以不斷對俄國放狠話，可芬蘭總要考慮現實影響，不希望把關系搞得太僵，因為頂在前面的總是芬蘭人。
瑞典、芬蘭的地緣處境跟日本、韓國有一些類似之處，如果要說存在什么不同，只能是韓國的地緣處境更加危險，而日本因海島緣故更加安全。
地緣位置的不同也導致韓日兩國在“底線思維”上涇渭分明。
對于日本來說，在底線場景下，可以依靠美國的海上援助維持生存，哪怕陸權國家實力再強，甚至封鎖了巴士海峽與臺灣海峽的航道，也不能從根本上傷到日本。
韓國則截然不同，盡管尹錫悅時期曾力主聯合美日共同應對中俄朝，形成冷戰期間“南三角VS北三角”的格局，但在大多數韓國精英看來，這種模式斷不可取。
因為一旦真走向翻臉，韓國將充當替美日擋槍子的角色——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時常哄著韓國，本質上只是為了利用其做肉盾，跟烏克蘭一樣。
尹錫悅受審的罪名之一就是煽動戰爭，他通過持續向平壤上空滲透無人機、散發傳單來刺激朝鮮，拿韓國國民的生命安全做政治賭注。
往事悠悠，在上一輪“天下有變”的地緣政治大洗牌中，朝鮮半島原本就是陸權的地盤，加入美國陣營純屬意外。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8月18日，蘇軍越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半島北部。
當時美軍主力尚在沖繩等島嶼上，面對蘇聯大軍如水銀瀉地般進入朝鮮半島，華盛頓方面心急如焚。
杜魯門迫不及待地向斯大林提出“以三八線為界美蘇雙方分別占領朝鮮和接受日軍投降的問題”，出乎美國人預料的是，斯大林干脆利落地答應了。
于是，正當蘇聯紅軍大舉越過三八線向漢城挺進的時候，一紙來自莫斯科的命令讓他們停住了腳步，之后迅速撤回到三八線以北。
直到1945年9月6日，姍姍來遲的美軍才進駐漢城。
斯大林之所以向杜魯門示好，是希望在瓜分日本問題上得到美方的積極回應，對日開戰前，斯大林曾責成遠東司令部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占領北海道北半部。
怎料美國后來鐵了心獨占日本，蘇聯希望落空，這也成為美蘇冷戰和朝鮮戰爭的導火索之一。
1950年代是美國國力鼎盛的時候，杜魯門以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決心全力以赴，勉強跟中蘇打了個平手。
以今天“北三角”和“南三角”的軍事實力對比，打一場海戰勝負如何確難預料，可要說在朝鮮半島打一場陸戰，“南三角”絕無獲勝的可能性。
因此，韓國但凡是位稍微理性點的總統執政，就會明白“戰為下、和為上”的道理。
